张轶超 编辑词条 发表评论(0)

文章来源：SOE中国（www.soe.org.cn）
文章作者： 缪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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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在音乐中启蒙
——访久牵志愿者服务社创办者张轶超
■ 受访者简介
复旦大学哲学系硕士，上海平和双语学校教师，久牵志愿者服务社创办者和理事长。

■ 机构简介
久牵志愿者服务社是一所以在沪农民工子弟为服务对象的非盈利机构，主要致力于为农民工子弟提供优质和免费的课外教育。“久牵”计划始于2002年的一支复旦大学志愿者支教队，经过七年的发展，机构于2008年5月获得正式注册。目前“久牵”已有两处独立的教学点：宝山区逸仙路中心和浦东新区创新路中心。“久牵”的生源主要来自周边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也有少部分小学毕业后升入公立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弟。两处中心各有固定学员约四十人，年级从小学四年级至初二。
“久牵”所开设课程的作用在于弥补农民工子弟所在家庭、学校和社区教育资源的不足，主旨是培养孩子们的独立自主精神以及对于知识和艺术的兴趣和热爱，提升他们的思维能力和实践技能，树立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
“久牵”的课程设置分为核心课程与兴趣课程，核心课程包括：技能培训类——电脑、英语、数学，思维养成类——逻辑，以及艺术教育类——合唱、舞蹈、美术、各类乐器(古筝、笛子、电子琴、口琴、竖笛、吉他、葫芦丝等)。兴趣课程则有：戏剧、新闻、法律、科学实验、阅读和体锻等。此外，“久牵”还在每周日组织孩子们去附近的敬老院为老人表演节目，与老人交流。

■ 访谈内容
缪翔：您能介绍一下“久牵”的发展历程吗？
张轶超：02年3月，在一位台湾商人的赞助下，我们在一个居民区内租借了一套公寓，开始在其中开办我们自己的教学点。当时除了语文、数学和英语课，我们是派志愿者到民工子弟学校去上课之外，其余所有兴趣类课程和各种活动都在我们自己的教学点里进行。这期间，我们的团队也正式命名为复旦大学久牵支教队，并逐渐把工作中心从到民工子弟学校支教转移到我们自己开设的各种课程和活动上来。02年9月我毕业之后，我的工作由其他几个志愿者接手。
03年5月以后，由于台湾商人不再向我们提供赞助，造成我们资金短缺，我们不得不退出公寓内的教学点，重新回到民工子弟学校开展活动。
05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又找到了另外一个教学点，但是由于出租方认为有安全隐患，不愿继续租借，所以，只坚持了半年就又不得不退出。之后的一段时间，虽然我们的工作还在坚持，但就只剩下每年暑假的夏令营活动了。
直到06年2月，我们在上海根与芽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帮助下，成立了一支合唱团——“放牛班的孩子”，然后06年的3月，我们就在现在逸仙路活动中心的这间公寓内成立了“久牵青少年活动中心”。
今年5月，我们获得了正式注册，并在浦东成立了一个新的活动中心。

缪翔：您为什么选择让这些孩子组成一支合唱团，而不是其他形式的团体呢？
张轶超：一方面是因为合唱，以及我们开设的其他艺术类课程，在激发这些孩子的自我意识上的效果最显著，另一个原因是采用合唱团的形式比较容易向外界展示和宣传“久牵”以及这些孩子。

缪翔：这些孩子来“久牵”学习之后与来之前相比有哪些变化呢？
张轶超：变得比以前更乐观、开朗、自信了。在来“久牵”之前，这些孩子普遍都比较缺乏自信，不愿尝试新的事物，而且极其浮躁、好动，这不是一般城市孩子的那种浮躁、好动，而是一种没有丝毫自控能力，一放出去就收不回来的状态，我称之为缺乏“自我意识”。因为这些孩子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以及在民工子弟学校的环境里，都缺乏激励、表扬和积极的启发、引导，而自我意识需要在正规、良好的教育环境中才能形成，所以这些孩子普遍都缺乏自我控制、自我反省、自我判断和对自己负责的意识和习惯。比如最初在选课的时候，这些孩子不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而是非常随意，甚至乱选一通，选了许多课，之后又不按时去上课，所以我们就采取了一些惩罚措施，对不按时上课和期末课程考核不合格的，就取消评奖学金和参加外出活动的资格，这样一来就能让他们体会到自己乱选课是要付出代价的，就会在下次选课时更谨慎，并且按时上课，这就说明这些孩子开始能够自我判断和对自己负责了。而自我意识的觉醒往往也意味着自我表达意愿和自我选择意识的出现，这就会与他们父母习惯的指令性的教育方式相冲突，所以，有些孩子反映现在感觉和父母的交流比较困难，这其中可能也有“久牵”的一种影响。

缪翔：“久牵”目前的生源情况怎样，两个中心各有多少学生？
张轶超：现在宝山中心能定期来活动的学生有三十五名左右，最多时候有五十多人，浦东中心因为刚成立不久，固定学员大概十几人，最多时候有四十多人。

缪翔：“久牵”目前的志愿者有多少？
张轶超：志愿者分为两种，一是能够进行长期稳定教学的志愿者，即能够保证至少一学期上十四堂课的，目前大概有十五到二十个；另一种就是短期志愿者，比如参加一两次我们活动的，数量并不固定，取决于我们活动的多寡，比如上学期的话，总共有三四十个。

缪翔：“久牵”在创办过程中遇到过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张轶超：最大的困难是由于家长和学校的不信任而造成的生源不稳定。家长的不信任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怕影响孩子学习，二是怀疑我们对孩子另有所图。当然，后面这种疑虑在孩子来过“久牵”几次后就能消除，但前面这种却很难消除，包括学校也是担心“久牵”的活动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孩子偶尔来几次，家长不会有什么意见，觉得“久牵”能够帮他们照看几次孩子，但如果发现孩子经常来，甚至每天都来，家长心里就会产生反感和怀疑，觉得孩子的心都在这里，而在家里呆不住，而且家长的这种固有思想很难转变，不太容易说服他们，所以，真正支持孩子来活动的家长非常少。

缪翔：使您坚持把“久牵”办下去的动力来自哪里？
张轶超：对教育的热爱，以及希望能为民工子弟创造一个和城市孩子一样良好的教育环境的强烈愿望。因为如果一个人是由于自身的不努力而失去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那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一个人生来就被剥夺了应有的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从而失去自信、梦想以及选择自己人生的勇气，那就是这个社会的悲哀。我所做的就是为了消除民工子弟因为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而造成的与城市孩子在所获教育质量方面的差距，使他们有可能在将来与城市孩子一起公平竞争。

缪翔：您的职业是教师，同时又是一名业余的公益创业者，那您怎样平衡学校和“久牵”两方面的工作？
张轶超：我现在每周只需要上两天的课，其余时间都可以去干自己的事，所以完全可以平衡两方面的工作。

缪翔：您是否想过改变职业角色，或是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也成为一名公益领域的社会活动家，那样会为“久牵”筹集到更多的资源，也能让更多人知道“久牵”，帮助“久牵”发展？
张轶超：我没有这么想过。我无法想象我不做老师，还能去干别的哪一行。我现在做的这些事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不去干这些事，是我无法想象的，而且我也不想成为什么家，关键是我能拿出什么样的东西呈现给社会。如果“久牵”这样的一个体系真是一个好的民工子弟教育体系，那根本无需去做策划、推广，自然就会得到社会的承认，会广为人知。

缪翔：那您的这种状态是从创办“久牵”之初就产生的，还是后来逐渐形成的？
张轶超：应该是05年以后开始产生的，因为02年我刚开始在学校工作时，需要坐班，那时还没有太多业余时间投入到“久牵”中去。05年以后，我有了充足的业余时间，才开始把大量精力投入到“久牵”的事务中去，并在和那些孩子的接触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目前的使命所在。

缪翔：您的工作风格是怎样的，您的特长是什么？
张轶超：我的工作风格可以说是稳健，也可以说是有点拖拉，因为从06年成立活动中心后，两年多来的成果还是很有限的。我的特长还是教育，以平等、自由、开放的方式进行教育，改变学生的思维习惯，让他们学会独立思考和自我选择，有时甚至是强迫他们进行独立思考。

缪翔：您认为公益创业者最需要什么样的能力或素质？
张轶超：首先是对公益事业的理解，或者说把公益事业定位在怎样一个层次上。比方说，出钱资助贫困学生是一种公益行为，但这对于那一群体的命运是不会有根本改变的，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触及那一群体的受教育环境——包括学校的和家庭的。又比如你出钱招募志愿者每天给那些行动不便的残疾人送饭，这确实是公益事业，但这样做对那些残疾人的生活状态不会有真正的改变。但假如你换一种思路，你设计你企业的生产设备，使之能够让那些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也胜任某一流程的工作，然后同工同酬地聘请这些残疾人，这就会对这些残疾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你给他们的绝不仅仅是一个饭碗，而且还有一份自尊。当然，你为此可能会付出一部分代价——改进生产设备的代价，以及可能挤占那些健康者工作机会的代价。我想做的也是如此。不是给那些民工子弟一点小礼物，送去一些欢笑，然后看着他们继续父母的老路。这样的公益当然也有人做，毕竟，有总比没有好。但是我希望更进一步，我给这些孩子与城市孩子同样质量的教育服务，使他们可能拥有同样的机会和资源，拥有同样的自信心、求知欲和创造精神，使他们可能与那些城市孩子在同一平台上公平竞争。因为只有这样，这个社会才是公正的，每个人所取得的成就才是值得他自己骄傲的——因为这些成就不是建立在剥夺他人机会的基础上所取得的。第二是热忱，就是热情。这两方面是最重要的。

缪翔：您的教育背景对您创办“久牵”有哪些影响？
张轶超：主要是思维上的影响，比如不会满足于给孩子们送点糖果和玩具。学习哲学让我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不会轻易按照别人的看法行事或者决策，而是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和应该做的事。

缪翔：“久牵”注册成为了正式机构，并成立了理事会，这会为“久牵”带来哪些变化？
张轶超：正式注册和成立理事会使得我们的运作更规范了，而且整合资源的能力也加强了，因为理事会中的三位理事来自浦东新区社工协会，这会有利于“久牵”更好地筹集资源。

缪翔：创办“久牵”以来，您有哪些反思？
张轶超：我们最初募集了许多学习用品和教学器材捐给民工子弟学校，但是后来发现，这样做对那些孩子的生存状态并不会起到实质性帮助，而且学校对于捐赠物品的使用和分配都不合理，而我们由于不是学校的管理者，无法掌控这些物品的分配和使用，最多只能向学校提提意见，但是却招来学校的反感，所以我们决定改变角色，不再捐赠物品，而是变成提供教育服务为主，一方面派志愿者到各个民工子弟学校上课，一方面在我们自己的教学场所里开课、举办活动，并逐渐把我们的工作重心从到民工子弟学校支教转移到我们自己开设的各种课程上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这些孩子带来真正的改变和收获。

缪翔：您对“久牵”未来的发展有些什么考虑？
张轶超：我现在还在摸索“久牵”的一整套教育活动体系，就是怎样通过校外教育来帮助民工子弟获得与城市孩子一同参与社会竞争的能力，估计起码还要三五年才能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只有形成了一套教育活动体系，一套从课程要求、教师培训、考核评估到成本预算都科学化的教育体系后，“久牵”所做的事才能形成一个可复制的模式，推广到其他地区。

缪翔：您对有意创办教育类公益机构的人士能否提一些建议？
张轶超：清楚自己的目标，持之以恒地做下去，你总是可以改变一点什么的，哪怕只是一点点。

■ 采访者个人评论
张轶超老师创办“久牵”的经历给了我以下启示：
教育类公益组织除了进行助学、支教和物资援助外，还可以走另一条路，即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独立的教学场所，自行设计一套课程体系，对得不到良好教育的孩子进行校外教育。这样做的优势在于，教育类公益组织可以自行掌握教学内容和各种资源，完全按照自身的理念与方式施教，不再需要通过介入学校的教学体系来发挥各种资源的效用以及实现组织的教育目标，更有利于教育类公益组织放开手脚，自成一格，办出特色，也保证了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同时避免了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及资源管理上可能与学校发生的冲突与矛盾。
教育类公益组织既然致力于教育事业，就不光要关注孩子能不能上学、在哪里上学，更应该关注孩子最需要通过学习获得什么。对于民工子弟等弱势群体来说，他们除了需要良好的学习环境和丰富的学习内容以外，更需要在学习中获得自我意识的启蒙和学会独立思考。“久牵”正是通过各种专业的音乐教育来唤醒这些孩子的自我意识，让孩子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启蒙心灵，这是民工子弟等弱势群体比起知识更需要学到的，也是所有致力于教育的公益组织应该共同关注的组织目标。



（SOE推荐了本文受访者，并支持了采编工作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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